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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府人与客家人
作者:谭元亨    来源:中评网    日期:2012-07-11 08:47:13

 

在中国,与客家人关系最密切,直至难解难分的,莫过于广府人。

首先,在地缘上,客家人最多的一个省份,便是广东省,有两千多万,但这个省却名“广东”,其主流文化,非广府文化莫属,而广府人,更有四千万人,比客家人多一半,这个地面上的官话,只可能是广府话。

话虽这么说,广府人多,广府话乃官话,可打推翻了千年帝制之后,主政广东的,却鲜见广府人,反而大多数是客家人,丘逢甲(虽说只当了短短几个月的广东议长)、胡汉民、陈炯明、黄绍、陈济棠、张发奎、黄慕松,均为民国时期历届主政者,解放之后,除外地的领导如陶铸、任仲夷外,叶剑英、曾生、谢非、叶选平等,也是客家人。

要论广东在海外的华侨、华人,广府人与客家人,均有各自一句很接近的话。

广府人的是:

      太阳在粤人社会上永远不落。

客家人的是:

      凡有咸水的地方,都有客家人。

这就是说,广府人与客家人,都一样遍布全世界。当然,由于广府人濒海,外出要便捷得多,海外的广府人自然也比客家人多一半左右。不过,仔细品味这两句话,却有不同的感受,很耐人寻思。

广府人强调的是太阳,广府人达观,有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,用今天的话来说,是很阳光、很自信。

可客家人强调的确实咸水,这自然讲的是海水,又咸又涩又苦,毕竟,客家人的忧患意识要浓厚一些,千年漂泊,背井离乡,这种意识也一般带到了海外。

广府人与客家人,一样都是中原汉人南下形成的民系,客家人不说了,谁要说他不是中原汉人,没准要与你拼命,根在河洛,情系中原,这是不可变易的“祖宗之言”,虽然也有人称他们也有畲族的成分,但他们并不苟同。至于广府人,他们是西汉时大规模南下的移民,但光这么强调还不够,到如今,又都毫不例外自称为珠玑巷移民之后,更是地地道道的中原汉人,整个广府民系,也就立了个“珠玑巷后裔联谊会”。

不过,如今珠玑巷所在的南雄,乃至粤北,都已是客家人居住的地方,反而很少有广府人了。也许是珠玑巷事件之后,广府人都跟罗贵走光了,于是,客家人便从闽西、粤东移民过来,他们成了后到的主人,毕竟,那里是山地,“无山不住客”,倒是广府人,到了富裕的珠江三角洲,早早扬帆出海了。

广府人与客家人,是天生的好友,是亲家,同祖同宗,同是中原移民,只是时间 有先后罢了,他们共同开垦了南中国这一块“风水宝地”,他们共同从这里走向世界。当年,他们一道,在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率领下,抗击元军,广东成了最激烈的反抗之地;后来,他们又在一起,与清兵殊死决战,血染了整个南中国——这两次激烈程度,都超过了内地,无非是两大民系,以鲜血与生命,来证明自己真正的汉族身份,去捍卫汉文化的延续与承继。宋元交替,明清易朝,为何南方会节节抵抗,那么壮烈,那么悲惨,联系到当年两晋南北朝的历史,人们不难找到答案。可惜,这两次却不再能顶住这历史的灾难,令近代中国出现了大倒退。

在客家人崛起之前,明代宣德年间,广府人中出了个“江门学派”,它的创始人是新会的陈献章,后迁居江门附近的白沙村,所以世人称他为陈白沙。他开创的江门学派,得到当时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高度评价:“有明之学,至白沙始入精微。”在《明史儒林传》中,则把他与王阳明并列,称“明初诸儒,皆朱子之支流余裔,师承有自,矩秩然。曹端、胡居仁笃践履,谨绳墨,守先儒之正传,无敢改错”,而“学术之分,则自陈献章、王守仁始。”众所周知,王阳明在赣南诸多政绩,对客家人思想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。同样,陈白沙对广东客家人的影响,更如吴永章教授所称:“……惠州府,明代客家理学中心,一时人才济济,理学发展至顶峰。代表人物有杨传芳、叶时、叶春芳、叶天佑、叶春及、叶萼、杨起元诸人。杨传芳,师承湛甘泉,深得其中奥妙。叶时,曾从南海庞蒿学,崇奉王阳明良知之学。叶春芳,受学湛甘泉,‘甘泉称其学问纯正’。叶春及,理学崇陈献章……”

及至到了戊戌变法前夕,却又是客家人黄遵宪,这位大外交家、大诗人兼思想家,极力推荐广府人、年轻的梁启超,上湖南的时务学堂任中学总教习。他在《致汪康年书》中说:

宪甫径到湘,即闻浙中官绅有时务学堂之举,而中、西两院长咸属于峄琴、任公二君子,此皆报馆中极为切要之人。……任公之来,为前议之所未及,然每月作文数篇,付之公布,任公必能兼顾及此,此于报馆,亦似无损碍,并乞公熟悉而见许之。

任公,即梁启超,时未《时务报》主笔。黄遵宪是《时务报》创始人之一,颇欣赏梁启超。正是他这位湖南按察使,引进了梁启超等一批人才,与同使客家人的湖南巡抚陈宝箴,把湖南新政搞得有声有色。

仅此两例,两大民系在先进思想的交流中,可以说使相互提携,相互激励,甚至使并肩作战的。双方合作,均有坚实的思想基础。及至戊戌变法,康有为、梁启超是珠三角的广府人,而黄遵宪、陈宝箴、刘光第,则分别是广东、江西、四川的客家人,变法中,彼此相依相成,缺一不可。到了辛亥革命,更是广府人、客家人精诚合作,才使广东成为这场革命的策源地、根据地,无论是两次北伐、成立护法政府,还是东征、省港大罢工,他们都亲如兄弟,同艰共苦,相互扶持,绝不言败。

 可他们也是“不是冤家不聚头”,在客家人第五次迁徙中,就遭遇到了广府次区,即粤西的大械斗,虽说这只是广府次区的局部矛盾,内中更有清朝政府的挑拨离间,但后果却是极为惨烈的,双方死伤竟达五六十万人。这一历史重创,久久难以治愈,以至彼此间都有粗言俚语,轻薄、鄙夷对方。广府人如与客家人联姻,就会被人瞧不起,而客家人更是恪守几百年的遗训,不与外人通婚……当然,这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了。后来的变法、革命,两大民系依旧风雨同舟、并肩作战。……

说起广府人与客家人,他们有很多的同,也有很多的异。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,就算不凭方言(由于广府话是官话,所以客家人大都会说,如同福建客家人也会说闽语一样),只凭他们处事的方式、待人接物,在广东,你也大致可以判断出谁是广府人,谁是客家人!

是的,他们的性格特征太明显了!他们的形象、风度、价值取向,也太不一样!要比较客家人与广府人,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切入,例如,从各自形成的历史先后入手,或者从各自的文化观念着眼,还有地域、经济、民俗……种种,其中的异同,都是 可以洋洋洒洒写出大块文章的。不过,在这里,我们却尝试从方言中的熟语、民谚入手,因为熟语、民谚,每每是几百上千年形成的,渗透了一个民系的文化,其价值取向、生活方式都可以从中得到体现,由此,则可导入其民性的形成,历史的演变及其他方面。

  那么,两大民系方言中的“关键字”又是什么呢?

  哪是代表民系性格的常用语呢?

  客家民系,正如大家所熟悉的,便是“宁卖祖宗田,不卖祖宗言”,关键字便是在这“祖宗言”上,祖宗言意味着历史文化的“遗训”,是一种承传,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“圣贤立言”相一致的;重言者,乃是重资深的精神境界。“言”高与田,还可以找到不少相近的民谚,如“做不尽的子孙屋,买不尽的子孙田”,做屋买田,还不如给子孙留“言”,祖宗言强。还有“做官买田,不如子孝妻贤”,“好子不贪爷天地,好女不求嫁时衣”,“家有千金,不如藏书万卷” ……等等,都讲究的是“言”,书的传统即文化精神的传统,而鄙薄官、田、嫁衣、金子,这种形而上的追求,当是客家人最未突出的,这已不需要多阐释了。

广府人呢?广府人中,最流行的,莫过于“顶硬上”这一口头禅,“马死落地行”这一民谚。“顶硬上”还作为民歌流传,我们不妨全歌照录,从中品味这个民系的意趣:

    顶硬上,鬼叫你穷!

    铁打心肺铜打肺,

    立实心肠去捱世。

    捱得好,发得早,

    老来叹番好!

那种顽强不屈、坚韧不拔的独立精神,那种对“穷”的蔑视,是出于广府人敢于冒险/崇尚勤奋,不怕捱,敢于发并敢于去“叹番”的思维模式。结合“马死落地行”,更体现出一种人的独立单行的气概,不想依附什么,也不怨天尤人,一定要拼搏一个自己的世界——这与广府地区早早“洗脚上田”、“弃仕从商”的传统是密切相关的。

广府人中,类似的谚语还不少,诸如“崽大崽世界”,孩子大了便是孩子的世界,让他们独立自主地去拼搏,去立世界好了。还有“山高皇帝远,海阔家强”,广府人中,融合了靠河海为生的家人,如冼姓,前有冼夫人,今有冼星海,都是了不起的历史人物。

因此,广府民系民谚中的“关键字”,便是颇具独立气概的“上”与“行”,是一种行动,而不拘泥于“言”上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 

 

从以上的关键字延伸,我们不难看到,在客家人中,无论是儿歌还是民谚,偏重于“读书郎”或“读书人”。儿歌中,关于“读书郎”的实在是太多了,这里就不重复了,从小,客家的孩子,便被灌输了惟有读书方有出路的思想,如《月光光》的童谣,两大民系都一样,客家的,则是“月光光,秀才郎”,强调的还是读书出仕。民谚里,更有“读不尽的书,走不完的路”、“唔读书,瞎眼珠”、“养子不读书,不如养头猪”、“秀才不怕衫破,最怕肚中无货”、“补漏趁天晴,读书赶少年”、“读书肯用功,茅寮里面出相公”……

这些都是对人的文化素质的追求,对学问的追求,并置之于至高无上的位置,恐怕比当年中原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传统,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然,这与他们生活的环境:贫瘠的山区,贫困的生活,不读书出仕,也就无前途可言是分不开的。

而在广府人中,读书当然也很重要,且不说像一个顺德,就出了三个文状元,一个武状元,广府人的学部委员与客家人的,可谓是平分秋色,各自为11位与10位,这都同样承传了中原文化之血脉。

但广府人中,所崇尚的,却不仅是读书郎,而是意蕴要广泛一些的“猛人”。这在广府语汇中,大家都很熟悉的字眼,诸如“生猛”——富于活力与生气,非常强悍,又如“不是猛龙不过江”……等等。

这“猛人”中,虽然也包括读书有出息的人,如状元、作家之类,可其概括的,应是所有事业上有成就的人,且具备一种“行动性”在内,敢作敢为,无所畏惧,尤其是敢于出外“闯世界”的——“过江”、渡海者。“猛人”二字,读下来,颇有些咄咄逼人,很有气势,不信邪,不惧难,成得了气候!

这样说来,广府人的追求,更多在于一种行动上,更具有一种务实精神。这些年来,珠江三角洲上,也就是广府主区“四小虎”的异军突起,“顺德制造”声名远播,表现出的也是一种行动精神,敢作敢为,自我坐大,绝不旁骛。在这一意义上,他们的海洋文化色彩,自然比客家人要强一些。

不过,不少谚语,他们也是共通的,如:“有状元学生,无状先生”,强调的是一代比一代强。又如,客家人讲“不贪郎田地,只贪郎精致”,广府人也有“好仔不论爹田地,好女不论嫁时威”,讲的仍是自己实实在在的本事、学问。还有,客家人讲“近山莫枉柴,近河莫枉水”,广府人也有“近井唔好使枉水,近山唔好使枉柴”,可谓一样讲节俭、留节余……这一类的比较。还可以找出很多。

其实,广府人讲“顶硬上”,客家人讲“硬颈”,固然有一些不同,前者讲进取,“上”,后者讲坚持,不动摇,同是一个“硬”字,各有千秋,却也一般相通。客家人讲“眠倒打唔跌(睡着了也打不倒)”,广府人则讲“做人要有腰骨(有气节,有原则)”,当是异曲同工。

……

以上的民谚、熟语,在比较中,我们已多少看出两大民系的相近与不同的地方,而从这些谚语出发,我们再从各自的民性之对比,价值观的差异,当可以更具体、更深入地去认识同在南方这片热土上生长出的这活生生的、而又各具个性的大树——支撑一方历史天空的大树!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

 

广府人以自己的方言为骄傲,认为那是地地道道的古汉语,民国初立,差点把广府方言重新恢复为国语了,的确,广府方言中,汉代雅言比重最大,较之闽南方言、客家方言要多。客家方言一般称为“唐音”,也就是唐宋时期的国语,汉魏六朝乃至唐诗,用广府方言吟诵,平仄、押韵都很顺,但客家方言则略有出入,今天的普通话就更不顺了,变化了很多。如杜甫的《春望》: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。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千金。白头搔更短,浑欲不胜簪。”用广府方言吟,全押韵;客家方言呢,前三韵一致,末韵则不行;普通话呢,则全不押韵了。

广府民系,当是秦汉时形成的,这笔者在《广府寻根》中已经论证过,所以,他们是南粤大地上最早生活的汉族的一个民系。由于地处对外贸易最活跃的中国南方,与古罗马、与阿拉伯及东南亚的商业交往得早,商品意识成熟得也早,这便与中原文化拉开了距离,思维方式大不一样。远在唐代,白居易送朋友上岭南春游,便告诫道,那里“不冻贪泉暖,无霜毒草春”,视为畏途,所以不可久留,诗中更进一步说:

 回使先传语,

征轩早还轮。

须防杯中蛊,

莫爱橐中珍。

北与南殊俗,

身将货孰亲。

君子戒,

忧道不忧贫。

他认为,南粤视货利重于立身,忧贫而不忧道。元稹与他一道送客,更警告道:

    勾漏沙须买,

    贪泉货莫亲。

    能传稚川术,

    何患隐之贫。

这就是说,只要能得道,就不要怕贫穷,千万不可饮贪泉之水,成了见利忘义之人。

这类诗还有不少,似乎人到岭南便会变种,这自然是一种文化隔膜,难怪岑参也称:“此乡多宝王,慎莫厌清贫。”

商品意识,与当时的中原农耕文化,可谓格格不入。广府人就是这般被视为异端的。今天,包括客家人,也被列入东南沿海商品意识较强的民系,当年章太炎也这么描述过,

这自然是从宏观的角度上而言的。但是,相形之下,客家人的商品意识,比起广府人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。尽管在东南亚,也出了不少客籍大实业家、大商人,但比起广府人、潮汕人来说,仍相形见绌。而在客家大本营,即粤、闽、赣三省交界之处的客家人,也不如在香港、宝安(今深圳)这些靠海边上的客家人的商品意识强。

如果仅从南方而言,客家人、潮汕人与广府人,其商品观念,由淡薄(不是没有)到浓烈,分明也形成了三大落差,比较起来,也还是相当鲜明的。

造成这一落差的,与历史有关,也与地理环境有关。从岭南三大民系而言,从中原到沿海,最早的自是广府人,如前所述,为秦汉时期;其次为潮汕人,大致为晋代;而客家人从中原来的最晚,大规模进入粤东已是宋明时期了,所以,中原的文化色彩要浓厚得多。这是就历史而言。

而从地理上看,虽说都被视为东南沿海地区,可广府任就在珠江三角洲及西江流域,开发最早,且邻近海阳;潮汕人所在的潮汕平原,也同样在海边。而客家人的主要分布区域,则大都是山区,且以从事农耕为主,这一来,对他们传承的中原文化,起到了一种稳固的作用,难以很快变化。所以,从时空而言,客家人的商品意识滞后于广府人,是一种必然。

于是,在广东,流行的看法是“客家人嘛,重义而轻利、重学而轻商”,这大致是合乎过去的历史事实的,客家人讲义气,薄利诱,以金钱诱惑,只会被人小看;客家人重教育,重学问,大学中客教授每每比别的民系的比重要大得多。至于轻商,同轻利也是一致的,所以,过去的客家商帮,当是几大商帮中最弱的。不过,这也不能绝对比。在梅州,就有这样的民谚,那便是“无梅不成衙,无兴不成市”,梅是指梅县,广东的官员出得多,这在文前已经列数过了。至于 兴,是指的兴宁,那里,从商的客家人比其他地方要多,跑南洋的水客也不少,之所以能成市,商贸之集散地,与这是大有关系的,这一状况,至今还是一样,可见还是有传统的。

而对广府人而言,则一般认为他们重利轻义,重商而轻学。的确,广府人有点散沙一团,人际关系比较淡漠,这也是商品经济的影响,人的依附较别的民系要弱得多,他们不找靠山,不要后台,全凭个人拼搏,让每个人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展示,不至于为皇亲国戚种种关系所掩盖。就算帮人,也不似客家人,一帮到底,送佛上西天,事后还不断予以关照,仁至义尽。而广府人呢,他只会给你指一条路,当然,这路会指引得相当明确,但不会牵着你、呵护着你把这条路走出来,是你行;走不出来,也别怪我,所谓“马死落地行”,也同样包含这样的意义在内,造血不输血,投资不捐资,你一般得承担你的风险。这似乎在“义”上是淡了点,却不无道理。可对于民族大义、国家利益,他们与客家人一样,丝毫不会含糊。因此,对与“义”的诠释,应该有一定的范围,不可以作过于简单的理解。至于重商轻学,前一半是没话说的,这里有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的滋润,更有近代一口通商及十三行的影响,中国最早的民族工商业也是萌发于此,所以,广府人几乎人人都是天生的商业行家,不然,何以改革开放才几年,一曾贫困至极的广府地域,竟一下子风生水起,市场发育得是那么迅速呢?至于轻学,也不无道理,过去弃仕从商,广府人不仅带了头,而且人最多,甚至孩子小小的,中途辍学去学做生意,过去 也不乏其人。不去做官,也不去做教书先生(其谚语中更有:猪不叫不添勺,人不穷不教学),一心去从商赚钱,日后好“叹世界”,也一度成风。不过,这也同样不可绝对化。广府人对“学”的实用性还是很看重的,诸如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、中国航太之父冯如,均出生在珠江三角洲的南海、中山,广府人不当官,可当科学家的不少,当诗人、作家、学者的也不在少数,当然,大商人、大实业家更多,而现代商业亦需要学习。因此,对, 传统“学”的涵义,也当有一个界定,不可泛指一切。, 更何况广府人中的学部委员及后来的院士,也为数不少。所以,他们不等于“学而优则仕”之学,那只是当官的“学”,而不包括科学记述等方面的“学”。所以,对原来“重商轻学”的本来意义,当有不同的理解才对。

从以上评价延伸下去,我们也就可以对在南洋的民谚加以进一步的阐释了。

这便是“客人开埠,广人旺埠”。 洋如槟城、坤甸等,都是客家人开埠的,由于客家人吃苦耐劳,在国内也每每是在贫瘠的山地上垦殖,所以到了南洋,秉性不改,擅长于拓荒、种植,建立家园及田庄。而他们的商品意识稍弱,所以,要搞旺当地的经济,活跃市场,也还得让广府人来,凭藉广府人较发达的商品意识,流通很快就能搞活,市场也会迅速商规模,这用得商广府人的那句话:风生水起。所谓“无农不稳,无商不富,不工不强”也应是这个道理。而广府人,善于变通,精于行商,趋利避害,而不墨守成规,把一棵树上吊死视为“义气”,是有相当积极的一面,所以,在近现代,能迅速与国际的先进文化接轨。

 

 

关于两大民系性格的比较,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下去。

梁启超曾评价过广府人:“对内竞争力弱,对外竞争力强。”即所谓内战外行,外战内行,亦不无意味。他们大概是远离了中原,也已经不熟悉中原的“游戏规则”了,所以,他们玩不过内地,每每败北,在权力斗争中绝少胜算。可客家人不一样,中原传统要多一些,但多少对南方的“游戏规则”有所解,所以在一定程度上,在国内竞争中,占有相当的优势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商,中原的此岸,广府是彼岸,而两岸之间的桥梁,则是由客家人所担当的。

这一来,客家人在近现代中国也就相当突出,出现了那么多叱咤风云、彪炳史册的伟大人物,颇有当仁不让的气概。

客家人热情、豪爽、好客,与广府人的君子之交淡如水,多少有点计较,也就形成了对比。客家人好大喜功,争强好胜出风头,也是这么来的,相反,广府人却比较实在,财不露白,瞒产可以,虚报却不可以,这从他们几句有名的谚语中可以看出来。

如:若要穷,神坛社庙是英雄。

 那种死要面子,摆大排场的事,广府人是不会干的,可客家人却未必。

 还有:执输行头,惨过败家. 执输”是指明明知道自己输定了,却非要抢风头,走在最前边,广府人认为,这会比败家还惨,犯不着。

当然,客家人也有话:宁可与人比耕田,也不可人比过年。不能摆阔。还有,穷人莫猎富样。不要死要面子。但总的来说,争强好胜而不顾一切,客家人却很难改,每每头破血流也不以为悔。

 一个务虚,个务实,各有所长,也未必可说长道短。而且,一个人性格形成了之后,正可谓“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”,难以改变了。

 而“性格即命运”,这两大民系,在近现代中国大舞台中所承担的角色,也就是各有不同,或政治,或经济,或对外,或对内,各显千秋,各有长进,而各自命运也有了不同,或升或沉,或起或落,都与中国的历史情状相关。 该比较的还很多。

这里,我们以约一个半世纪之前,一位专门来到中国考察的西方学者专为广东这两大民系写下的“印象记”作结。这位学者是德国的地质学家,也是人文地理学者利希霍芬,他是在19世纪中写下一部题为《中国——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》的专着,在用词及评价上免不了有些差距,但不无启迪。

 6、广东人

在广东 ,居住和杂居着语言、相貌、肤色、社会地位千差万别的不同种族。广州市及附近的开化种族,在所有智慧、企业精神、美术情趣方面优于其他中国人。广东人(即广府人——编注)几乎掌握着中国所有的工业,其工业制品数百年前就传到了欧洲,说不定这个种族是当年海洋殖民者中有才能的人种的后裔。当地居民有客家族和土生土长的广东人。客家族有特殊的方言,客家话完全保存着太古的语言形式,除北部和东部若干地方外,省内大部分地区说客家话。客家族人是劳动人民,从事农耕,在城市和港口从事交通和劳动。省内都市、商市中, 没有客家族人,或者说,处于上层的是广东人。广东人对经营大商业和大交通业有卓越的才能,他们生长在自古形成的氛围中,受其熏陶,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人种。广东人活跃在其他各省,尤其是沿海诸省的大城市中……

利希霍芬自然是以西方人观念看问题的,甚至不惜为殖民者贴金。对广府人同为移民也不解。但是,他在这一个多世纪前的比较,多少还是有一定见地的。今天来重新解读,内中不少实质性的差别。100多年后也仍旧没有多大的变化。除却其中的偏见,我们也能获知不少历史的资讯。当然,他的所见所闻,还是很受局限的。 
     
即便是这一节的比较,也还是不够全面的,仅仅只是列出文化的落差而已,这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,有待进一步的研究,作出整体评估来。



  (原载“中评网”。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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