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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事(一)
作者:苗理洁(惠州民协会员)    来源:    日期:2018-06-14 12:46:10

  

惠州是座水城,水城少得了水的故事么?

 

196210月,惠州居民开始有自来水用了。就像居民开始使用电灯一样,新事物的出现,总能引起人们阵阵惊喜。

开始还没有安装到各家各户的自来水管,是在一些居民多且相对集中的街、巷设立自来水站,每站设一名管水员。惠州话称管水员为“掌水喉”,由居委会雇请,酬金在该站售水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成,大多由赋闲在家的老人担任。众人到水站水(惠州人叫挑水为水),要听从“掌水喉”人的指挥,有秩序地排队,无论水桶大小,一律一分钱两担。一些会算计着过日子的人家,特地请人做成大型号的水桶。

在初有自来水的日子,许多人并不习惯,一些固守着老观念的人,总嫌自来水有股消毒粉的味道。说来也是,守着身边的东江、西枝江,还有西湖,水,已经浸润了惠州人的灵魂。喝惯了天然的江水,就不想换另一种口味,尽管自来水也来自江水。是老天爷“宠幸”了惠州人刁蛮的嘴巴呀,谁叫惠州是座水城呢。

母亲是侨乡四邑人,少年在广州求学,广州沦陷时与家人到了香港。惠州是她心中一个陌生的地方。但她说,自从跟父亲从香港回来惠州定居那时起,她就喜欢上了惠州。最让她舒心的就是惠州有充盈的水。她想起香港人当时用水的吝啬,一桶水一家人还要节省着用一天的窘境叫她耿耿于怀。相比之下,她说惠州就是天堂!喝了十来年东江水(我家近东江)的母亲这时也不喜欢喝自来水了,加之老屋里的几位长辈也都不喜欢喝自来水,于是,仍是我行我素,众人花钱雇人到头挑东江水喝,一个月也不过一元或几角钱。

芸芸众生,总有一些干力气活的人以卖力为生,惠州每条街都有专门帮人水的水工。母亲雇请帮我家水的是我一个远房的伯母,是太爷兄弟的孙媳妇,我们叫她二娘。二娘丈夫早逝,家境清贫,含辛茹苦养育了几个子女。不过她给我家水时,子女们大多已成家立室。二娘那时有50多岁,水已不是单纯为了谋生,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叫活动筋骨。从年青时她就是一个勤劳的人,到老了也不想闲着,总要找点事来做。她没有文化,只有一把好力气,于是天天给人水,一个月也赚了几元钱。那年月,几元钱悭悭地(节省之意)用,也够一家人一个月的菜金。二娘很是悭俭,几分钱一把小葱、两块豆腐或几条豆角,就应付了一家人饭桌上一餐的菜肴。

在我看来,二娘水的本事实在很大。我发现她可以赤着脚从头几十级的石级水上到北门的城墙,再从城墙下来回我家。要知道,在炎热的夏天,那花岗岩的石级被太阳晒得发热和烫脚,而二娘的脚板却像垫了一层鞋垫一样地稳稳当当,悠悠地挑起水桶没有一点问题。我把我的发现告诉母亲,母亲说,这就是真正的劳动人民,是几十年锻炼出来的本事。母亲叫我向二娘学习。其实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也到东江河水,但那是“学习型”的水,是解决不了全家人生活用水的。再说,那几十级的石级真叫人气喘吁吁。后来,二娘有时也到西湖水,西湖水虽清澈见底,但有少许的微泥,负责任的二娘还在我家的水缸里划上一点明矾,以净化水质。母亲立即意识到二娘是到西湖水,也联想到二娘可能腿脚不听使唤了,就不好意思再雇二娘水。从此,改口味一心一意喝自来水。这时,我已经是小学6年级的学生,我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家里水的责任。

 

如果说,惠州人是“旱鸭子”的话,会让人笑脱大牙。而我就是让人笑脱大牙的一个。我的兄弟以及老屋里的堂兄弟姐妹个个都是游泳高手,每天在东江边嬉水的孩子,自然与水结了缘。水,给我街坊左邻右舍的孩子们,给我的兄弟姐妹们增添了多少快乐呀。

夏天的傍晚是最令人陶醉的(在我被水呛倒甚至出现危险之前是这种感觉),早早吃完晚饭,乘晚霞还未散去的时候,先到公园尾的河滩上占上一块小小的地方。去晚了,就是人挤人了。那时辰,河滩就像一个大浴缸,密密麻麻都是游泳的人。有的是兄弟姐妹,有的是一家老小。而孩子们永远都是东江河上的弄“潮”儿,他们有的在打水仗,有的像捕鱼的鸬鹚一样,一口气潜水到十几米远的渔船上,爬上船头,乘渔民不备,做做鬼脸,又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再游回来。有的还有意游向江中机船驶过激起的波浪……

“文化大革命”前,来公园尾河滩游泳的人都是为了解暑气图凉爽洗个痛快淋漓,这点几乎没有疑义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社会的动荡,生活的拮据,人斗人的恐惧,人们的思维出现了许多困惑和不解,人们心里压抑的情绪越来越大。自然,心里的不快谁也不会讲出来,以免招来杀身之祸。那时候,河滩天天练习游泳的人似乎多了起来,而且都是年轻人。这些泡着东江水长大的孩子水性已经很熟了,还要练习什么呢?练习熟悉程度么?练习耐力么?一些“政治嗅觉”灵敏的人立即想到一个词——“偷渡香港”。于是,居委会主任给各居民小组长下达任务:密切注意那些天天练水的人(“练水”一词由此而生),一有情况,立即报告居委会。因为我家老屋的一位堂婶“荣升”了居民小组长职务,使我们较早得知这一信息。

我的街坊中一些年轻人正如居委会干部猜测的一样,随之一些人不动声色徒步走山路到了深圳(那时,坐车或走公路到深圳要特别通行证),再从深圳越境到香港。少数从山路越境,而大多数是从深圳附近的海湾泅海去香港。这些人之中有的是兄弟姐妹,有的是同学或好友。有些人给边防军拦截回来后还不死心,被居委会批斗了一番后还偷偷再去,凭着他们那些年“练水”的功夫,最终达到目的。个别的去几次也没有去成,只能叹息命运捉弄人。

街坊中的李先生,是黄埔军校后期学生,参加过8年抗战。但由于他是黄埔生的历史问题,“文化大革命”前他进了监狱,期间又连累了他的孩子们不能正常升学读书,处处受人歧视,家道很是艰难。终有一天,李先生的两个斯文清秀的儿子也偷渡去了。据说,兄弟俩与同去的人在蛇口湾泅渡那1000多米的海面时,弟弟惊恐地发现不见了哥哥,他大声地呼唤哥哥,但听不到回答,也不见哥哥的身影。后来到达香港的弟弟,回忆起这令他肝肠寸断的场景,最终也不知哥哥是抽筋沉入海底还是葬身鱼腹(那里常有鲨鱼出没),一个秀气的男孩子就这样断送了性命。从监狱出来的李先生,得知这一消息捶胸顿足,痛不欲生,痛恨自己断送了孩子的生命和前程。得知消息的街坊也禁不住偷偷地发出几声同情的叹息:“唉,好斯文清秀的一个靓仔啊,可惜了!”

 

在水一方的惠州,享受了水的滋润和欢乐,也体会了水泛滥时带来的灾难。上溯1987年之前,惠州几乎每年都有洪水,有的年分还一年几次。在端午前后的半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,“龙舟水”自天而降,直下得昏天黑地,江满湖溢。“发大水”一词在惠州也许已延续了几千年。

1959年夏天,是我有记忆以来最大的一场洪水,惠州人称它为“大水王”,而且来势汹汹,短短时间里,除制高点外,洪水几乎淹没了整座惠州城。我家老屋靠着地势较高的中山公园,但房子也被淹了,全屋人只能仓皇躲进地势更高一级的后花园(我们叫它为后山)。那里已接近惠州城中的制高点之一——山。

那时我尚未入学,完全不知“愁”是何滋味。只是目睹母亲手忙脚乱地将家里需要的一些东西搬到后山,又将来不及搬的东西塞到阁楼里。虽然那些天没有新鲜蔬菜吃,每天只能吃一点发霉的菜干;虽然老屋的几十口人挤在后山的书房里。但不懂事的我却很高兴,我高兴马路成了一条“河”,母亲去马路洗衣也带我去洗澡。我和小朋友们在这条“河”里高兴地嬉闹;我高兴我同宗的叔伯婶娘和堂兄弟姐妹、老老少少睡在同一间屋子里,那种感觉真好也真妙哦,大家和和睦睦真欢喜;我高兴待水退下一些的时候,我们回到了老屋,但我家的门楼和天井变成一个个没膝的大鱼池,一群群细细的小鱼在游来游去。老屋的一群孩子兴奋地大呼小叫,争着拿簸箕去捞鱼。我还高兴,中山纪念堂住了好多好多的大军(惠州人称解放军为大军),他们扛起一麻袋一麻袋的东西,飞也似地向前跑。大人们说,多亏他们来抗洪啊,他们救出了许多居民,又抢出了北门粮仓里的大米,否则我们都得挨饿。哦,从那时起,我知道了,大军,是老百姓心中的保护神。

孩童时的我哪里能体会洪水带给人们的灾难呢。自1959年大洪水后,接踵而来一场又一场的自然灾害,国家和民众都陷入三年经济极端困难的时期……长大才知道:困难的原因并非洪水一个。

 

东江每年都溺死人,常常是小孩子。有些不走运的孩子或手脚抽筋又或者水性不熟被水卷走。故家长们都会对孩子叮嘱再三:“小心点,不要游得太远,也不要游得太晚,玩一玩就回来。”“喔,知道了”。孩子都会这般回答。但有一年例外,北门街附近的水头江边溺死人了,不是小孩子,是一家3口人,也不是出现意外,而是自杀。此事发生在最混乱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。我的街坊华姨的丈夫1967年被打成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,1968年“清理阶级队伍”时又成了“牛鬼蛇神”,被单位里的“革命群众”关押在“牛栏”里,被实施“群众专政”。华姨想不通。丈夫早年参加革命,是身经百战的英雄。他从东北战场一直打到广东,足迹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。丈夫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,立功无数,当了某单位领导后也一直兢兢业业,只是囿于当时的大气候——“长期冻结工资”——工人工资被固定在三几十元的范围内,长期生活在困境中,只有觉悟没有头脑的人把罪过通通归于单位领导,丈夫一下子就成了人民的敌人——“牛鬼蛇神”。华姨冥思苦想也找不出别的答案。

华姨去看望丈夫,她给丈夫送去御寒的衫裤,天要冷了。穷凶极恶的看守不给进,还大声责骂华姨。华姨去领丈夫的工资,有人用冷嘲热讽的侮辱语言:“‘牛鬼蛇神’还想领工资,做梦去吧!”华姨在自己工作的单位也受尽了白眼,被停止了工作。领着3个年幼孩子的华姨失去了精神支柱、失去了生活来源,陷入了绝望的境地。谁也没有想到,在一个漆黑的夜晚,华姨领着孩子们来到头,她骗孩子们去江边看大轮船呢,之后将孩子一个个推下江,她自己也投江身亡。但老天爷怜悯,还是给她留下一根苗裔。那时,她的大女儿刚刚入学,在东江边玩水学会了简单的游泳,她挣扎着游上岸,哭着跑回家告诉四邻。可是妈妈和弟弟妹妹永远不会回来了。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当年轰动了老街,也震惊了惠州城。

华姨是那种让人过目不忘的美丽的女人。她永远红嫩的脸庞上,一双大眼睛特别地水灵。她与我家的老屋还有些渊源。我未出生时,她是0952部队文工团一名能歌善舞的演员。惠州初解放那几年,军队还未建有营房,文工团在老屋住了两年时间,她熟悉和尊敬我家老屋的长者,爱护幼者。她与部队首长结婚后,双双转业留在惠州,仍租用我家的老房子,她清楚,我家老屋里是一群善良的读书人。她的大女儿是在我家老屋出生的,老屋的人看着她幸福地当了母亲。后来她搬走了,可是仍与我们同一条老街,与我们住得很近。不知她是否依恋在老街度过的青春岁月抑或喜欢这近水的地方?她最终被逼选择在水中画上生命的句号。

华姨的悲剧是那个年代的悲剧。想想也不足为奇,当年国家混乱不堪,国家主席都身陷囹圄含冤而死,民众又岂有好日子过呢?所幸,这样的年代远去了。如今,社会在不断发展,法治在不断加强,民主在不断进步,以人为本、尊重人权是当今社会的主旋律。华姨的不幸已似水流去,愿她和孩子的亡灵得以安息,但愿从此不会再有摧残生命、毁灭人性、侵犯人权的事发生!

滚滚东江水最终融入无边的海洋,人,也好似水中一粒微不足道的泥沙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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